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少年时期就随叔父从动荡不安的山东来到富庶安宁的襄樊避难，毫不夸张地说，是襄樊这一方富饶的水土养育了这样一位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
荆州社会稳定、教育发达是诸葛亮成才的前提条件
荆州所辖区域共有八郡。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刘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中庐(今南漳)人蒯越为刘表谋划时说：“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载荆州有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七郡，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七郡户数共有1399394户，人口共6265952人，汉末荆州人口应当超过这个数目。
《资治通鉴》卷59注说：“《汉宫仪》以章陵足为八郡。”荆州“南接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诸葛亮在《隆中对》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荆州地域异常广大，刘表单马到宜城后，在宜城、襄阳、南漳等地大族支持下，“招诱有方，威怀兼洽，其奸猾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服之”。刘表拥兵自重，以观时变。
终表之世，近二十年内，除袁术和孙坚联合攻打刘表以外，基本上无大的战事发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荆州接纳了大量的北方流民，其中“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赡，皆得资全”。荆州一时英才云集，于是刘表“遂起立学校，博求儒术，綦毋闾、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爱民养土，从容自保”。这些云集荆州的学者，形成了以宋忠、司马徽为中心的颇具风格的荆州学派，他们冲破汉末繁琐经学的束缚，倡导务实的学风，崇尚事功，主张经世致用。
如司马徽就是非常鄙视俗儒，他说：“儒生俗土，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风雏。”在司马徽看来，诸葛亮深受荆州学派的影响，是荆州学派的后起之秀，其学问紧贴现实，是之识时务的俊杰。宋忠的学说也与传统经学有别，重在阐发义理，如他的《太玄解诂》和易学不取象数之说，着重发挥《周易》的哲学思想，受到了守旧学者的批判，如陆绩说：“玄之大义，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荆州学派开放务实的学风，使诸葛亮受益良多。诸葛亮少年时期已来到襄樊，这正是受教育的关键时期，荆州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教育条件，是诸葛亮得以健康成长的前提条件。 诸葛亮结交荆州望族和名士，为成才创造了和谐的人际关系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关系很好，这为他结交荆州望族和名士奠定了基础。通过婚姻关系，与政界要人和荆州望族打成一片。诸葛亮的妻子是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儿。
《襄阳耆旧记》载：“黄承彦，高爽开朗，为沔南名土。谓孔明日：‘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而“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他找了个黄头黑面的丑姑娘，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襄阳耆旧记》又载：“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姊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瑁之姊也。……(蔡)瑁，刘表时为江夏、南郡、竟陵太守，镇南大将军军师；魏武从事中郎、司马，长水校尉、汉阳亭侯。”荆州望族蔡瑁就是诸葛亮的妻舅，荆州牧刘表就成了诸葛亮的姨父。
诸葛亮的 *** 嫁给荆州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与庞德公的关系就更深了一层。他的大姐嫁给了中庐(今南漳)望族蒯祺。凹在宗法制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在门阀制度正在形成的东汉末年，诸葛亮与荆州望族处理好关系，为日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诸葛亮的出仕与荆州名士的极力举荐是分不开的。
这还得从两汉的人才选拔制度谈起。汉武帝创立了察举制度，由公卿、郡国举荐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人才，这一制度被东汉继承下来，到东汉后期，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名土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乡间 *** ，从而控制了人才的选举权，直接影响着士人的前途。例如名士李膺的名望很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郭泰、许劭也是著名的人物批评家，“天下言拔士者咸推许、郭”。“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许劭和他的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晶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唐长孺先生如实地评价了名土的作用，他说：“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于当时政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于选举几乎起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的选举注重乡里清议，而主持清议 *** 纵乡论的多是大姓名士，掌握选举权的州郡功曹往往即由他们充当。不仅地方官辟举属僚、岁举秀孝，大姓名士有巨大乃至决定性作用，而且作为更高 *** 机构的公府辟举也得征求以至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等就是在荆州非常活跃的名土，他们也掌握着举荐人才的实权，诸葛亮与他们相处得特别融洽。《襄阳耆旧记》载：“诸葛孔明每至(庞德)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初不令止。司马德 *** 尝造公，值公渡沔祀先人墓，德 *** 径人堂上，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言∶“有客即来就我与庞公谈论。’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
须臾，德公还，直人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 *** 少德公十岁，以兄事之，呼作庞公也……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 *** 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这段材料反映了诸葛亮与荆州名士频繁交往的情况，他的“卧龙”称号，就是庞德公对他的高度评价。《三国志·诸葛亮传》引《襄阳记》说：“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 *** 。德 *** 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刘备屯兵新野，徐庶前往力荐诸葛亮，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并且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由于司马徽、徐庶极力推荐诸葛亮，才有刘备三顾茅庐事件的发生，为诸葛亮的出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不同寻常的个人素质是诸葛亮成才的根本条件
以上所谈两大方面都是诸葛亮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诸葛亮能否成才，关键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少，综合各种材料，其素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这句话, 是陈寿对诸葛亮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三国志·诸葛亮传》引《魏略》说：“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的学风带有东汉繁琐经学的特点，而诸葛亮则从总体思想上把握经学，这是其聪明过人之处。诸葛亮不仅有知人之智，而且有自知之明。《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约1．84米)，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诸葛亮认为，己与管仲、乐毅一样，既有经世之才，又有用武之略。这就是陈寿所说的“英霸之器”。
(二)学综百家，各取其长，务实为上。诸葛亮身处乱世，深明取舍去就、富国强兵乃治学之大事。因此，他一反东汉时期学者固守家学的学风，从实际需要出发，学综百家，各取其长。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由于他的父亲诸葛珪担任泰山郡郡丞，家境还算不错，其兄诸葛瑾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想必他自幼也受到了良好的儒学教育，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他始终志存高远，关注现实，提出了复兴汉室的政治理想，立志建立一个“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有道之天下。他后来之所以出山辅佐刘备，是他凭借理性审慎选择的结果，他将实现政治抱负的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他对王朝兴衰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在曹 *** 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称霸江东已历三世的情况下，他从历史角度又为刘备打出了一面复兴汉室的旗帜。他能够娴熟地运用历史知识为政治服务，著有《论前汉事》这样的专门历史著作。他对诸子百家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
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在诸子之学中，尤其重视学习掌握兵家、法家之学。他说：“孙、吴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不仅自己孜孜研习兵家、法家学说，还为刘禅抄写了《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这几部法家、兵家的经典著作。诸葛亮后来著有《诸葛亮兵法》、《八阵图》等军事专著，这与他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研究是分不开的。另外，他在文学、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都有深厚的素养和突出的成就。
综上所说，诸葛亮的思想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以儒学为体，以百家为用，他所学的这些知识为以后治国用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诸葛亮治国治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法治，陈寿评价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亲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诸葛亮从严依法治国治军，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其兴复汉室的远大政治抱负。从诸葛亮的内在气质、知识结构、社会背景来看，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军事家就不是偶然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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